本报记者 张 杰

　　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约占总数的20%。卫生部门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7亿人被各种程度和类型的心理障碍困扰，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人，而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仅约2万人，综合医院和基层医院从业的不足20%。更糟糕的是，社会的歧视使得很多患者不愿意去就医。近日，《生命时报》记者专访了前哥伦比亚精神病学协会理事会成员罗德里格·埃斯科瓦尔，请他介绍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
　　《生命时报》：诸多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能力相对不足，请问西方有没有类似情况？
　　罗德里格·埃斯科瓦尔：西方存在精神障碍的人群约占总人口的20%~25%。严峻形势下，许多国家正推动精神科医生与其他科室医生共同治疗和服务精神障碍患者。这样的好处有两点：第一，增强全社会对精神障碍的认识和教育，让患者得到医疗和心理上的支持。第二，很多人对于去精神专科医院看病有病耻感，但愿意去综合医院看病，病情也因此更早发现和干预。
　　《生命时报》：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之间怎样加强沟通和互动？
　　罗德里格·埃斯科瓦尔：国外不少综合医院一方面培训非精神科医生，让其接受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设立精神科，加深其他科室医生对精神障碍的认识，有识别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的能力。在欧洲，95%的全科医生可以识别精神障碍并及时进行转诊。
　　《生命时报》：很多人在患病初期并不认为自己有病，而一些综合医院的医生也难以识别，请问该如何强化综合医院在精神卫生服务上的作用？
　　罗德里格·埃斯科瓦尔：教育最重要，其次需要医生、医师协会、科研机构、患者团体等共同投入。在西方，学术界与医药公司常会共同发布相关的培训材料，供医护人员和民众学习。同时也需要媒体客观负责的报道，帮助消除患者的病耻感。如今，大多数西方人已经能用平常心去看待精神疾病。
　　《生命时报》：在西方国家，人们如何识别其亲友是否患有精神障碍？怎样提高公众对其认知能力？
　　罗德里格·埃斯科瓦尔：WHO等国际组织一直在开展相关精神健康项目，提高公众的认知。很多公共机构也会为老百姓提供实用的疾病宣教材料。目前，西方人面对一些精神障碍的早期症状，比如焦躁、失眠、抑郁、幻觉等时，能及时想到去看医生。
　　《生命时报》：部分中国患者家属会感到羞耻，甚至将患者关起来。如果家人患有精神障碍，西方人会怎样处理？
　　罗德里格·埃斯科瓦尔：病耻感仍是精神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组织机构都在与其斗争。如，世界精神病协会在1998年开展了“open the door”（打开门）运动，引导公众重新认识精神病患者，以达到减轻病耻感和消除歧视的目的。学术期刊和媒体也发表了上千篇的论文，来提高公众认知。
　　《生命时报》：精神障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是治疗中的难题，请问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对此能提供哪些帮助？医院能否获得财政和政策上支持？
　　罗德里格·埃斯科瓦尔：大多数治疗手段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起到最好的疗效。如果提早结束服药，疾病复发率将大大高于持续用药的患者。在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方面，全科医生的作用极为重要。欧洲约有86%的全科医生能强化精神障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与合规性。患者由专科医生诊断和开具治疗方案，全科医生在后续治疗和康复中确保患者在症状改善后继续接受治疗，避免复发。
　　《生命时报》：长效缓释剂型能否对提高依从性起到帮助？
　　罗德里格·埃斯科瓦尔：现在确实有些新药具有更长的半衰期，降低患者用药频率，改善依从性。但即使有了这些药，也不是说吃了就能痊愈，患者自主接受持续性治疗依然很重要。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