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中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今年7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以下简称社会组织防艾基金），并由中央财政拨付50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主要支持社会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组织防艾资金侧重支持扎根于受艾滋病影响人群的基层防艾力量，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草根组织，同样能够申请项目资助。
　　社会组织更易与高危人群紧密联系
　　新京报：艾滋病防控一直是国家财政重点支持的工作，为何还要单独运转一只社会组织防艾基金？
　　杨维中：与过去艾滋病主要通过单采浆献血和静脉注射吸毒两种途径传播不同，近年来，性传播成了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
　　这样一来，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群体数量大大增加，但高危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干预变得困难，我们的防艾形势也必须应势而变。
　　大家都注意到，在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等高危人群和感染者群体中，近年来发展出不少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更容易与高危行为人群和感染者及病人建立紧密联系，工作形式也更加灵活。
　　实践证明，同伴教育是高危行为干预中非常有效的形式。因此，政府有责任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艾滋病防控工作中来。
　　新京报：这个基金的钱从哪儿来？
　　杨维中：社会组织防艾基金是全国性公益专项基金，今年是第一年，中央财政拨付了50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但今后，我们也计划向全社会，包括企业、个人，以及国际组织等多渠道募集资金。
　　社会组织防艾基金扎根于四类高危人群
　　新京报：其实，目前政府、民间有不少涉及艾滋病防治的基金，社会组织防艾基金会重点支持哪些项目？如何避免重复？
　　杨维中：社会组织防艾基金主要用于支持社会组织根据国家和当地艾滋病防治规划和政策，开展高危行为人群的预防干预、检测咨询以及感染者和病人关怀、救助等工作。
　　简单地说，这个基金重点资助扎根于失足妇女、吸毒者、男男同性性行为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这四类人群的防艾项目，范围很明确，社会公众的防艾教育、宣传，国家还有其他的支持资金。
　　新京报：但是，诞生于高危人群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的很多社会组织，是尚未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能否申请到国家社会组织防艾基金？
　　杨维中：未登记的草根组织，确实存在项目运筹能力难以评估和资金使用的安全性（风险）等问题。但为了吸收、团结更多有能力、有热情的民间防艾组织，卫生计生与民政部门合作，创新性地在各地认证了一批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未经民政登记的草根防艾组织，可以找所在地的培育基地，在培育基地的指导和带领下，以培育基地的名义联合申请社会组织防艾基金。
　　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多由各地医疗卫生和疾病防控领域的学会、协会、医院或疾控中心来担当。
　　新京报：今年专项支持社会组织防艾的项目资金能达到多少？
　　杨维中：到今年年底前，大概要拨付4000万元到各个防艾项目中。我们的款项拨付采取80%：20%形式，项目启动时，先拨付80%的首款。待项目进行过半，我们会进行效果评估，达到评估标准的项目，将结清剩余20%的资金。
　　“现在互联网+改变很多行为方式、消费习惯，艾滋病防控也要积极运用新的渠道和手段，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会更关注创新的手段、渠道，是否能够扩大干预/检测人群，提升干预效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本版图片/CFP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