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世界脊柱健康联盟秘书长  黄开斌

　　一、健康危机：催促着各国医改与环保
　　在这新千年的21世纪，世界各国人民尽享着现代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成果，但同时也伴随着接踵而至的巨大健康危机问题，如：重大恶性疾病威胁、传染疾病肆掠、慢性病亚健康泛滥、医疗危机四伏、医患矛盾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匮乏告急、食品药品安全、吸毒日益猖獗、灾害疫情频发、精神压力日增、情志焦虑抑郁等等，无一不对人类的生存与健康这一终极发展目标构成严重威胁；还有人口老龄化亦不但在发达国家呈日趋严重之势，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尤其是老年人的健康养老和医保问题更是棘手。这些也正是当今社会发展中最关键的民生问题。
　　于是，积极寻求医改，化解医疗危机，反思医学本质，解除疾病威胁，探寻健康大道，保护生态环境，扼止全球气候变暖，注重食品药品安全，追求绿色天然饮食，回归自然生活起居，化解人类生存危机，提高生存质量与健康水平，维护人类最基本的健康权益等等，如今已成为联合国、各国政府、医学界、科学界、经济界等各界人士乃至普通百姓越来越关心的话题。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医改都不是很成功或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主要的，那就是：所有的医改都几乎是停留在“医疗卫生体制”这一小范围的改革上。而医疗卫生其实只是旨在与疾病抗争的防病治病上，一直是被动的防御。因而，医改始终无法走出困局。
　　当今的医改难度和健康危机问题已是相当的严峻，已事关人类社会发展；已事关国计民生；已事关经济持续；甚至已事关国家存亡或政权稳定……。因此，应探寻更有效的、更深层次的、更大范围的医改和环保或健康保障体系，即：大力推进整个医学变革、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增进粮食安全与健康指标、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改善生活舒适条件、减缓工作精神压力、提高生存质量、构建大健康保障体系……，这些是我们都应该统筹考量的。因为这些都与健康密切相关，且都将有助于人类健康幸福、社会持续发展、世界和谐共演！
    二、医改难题：根源在浑然不觉的三因
　　医改难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医疗产业的投入和医疗技术的发达，而在于三个隐形的、且不易被人们意识到的原因，即：1、健康观念的错位；2、医学路向的错误；3、医保体制的荒谬。
　　1、健康观念的错位
　　一说健康，大家就会想到“就是没有疾病”。其实，健康不能以有病没病来界定它。俗话说：“人吃五谷，孰能无病？”，再者，用疾病来定义健康，这在语言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健康的概念应该从自身的角度和要素去定义它，健康主要指的是一种平衡状态和自我拥有的能力或机制。
　　由于现代人健康观念的错位，“疾病”就成了众矢之的，现代生物医学（西医）也把目标只放到解决疾病的问题上，即用“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去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其医学也就被演变成了“医疗”、“医药”或“卫生”，继而“医改”也就成了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各国的医改也正是由于受现代生物医学（西医）思维的局限，以致于一直停留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层面上。
　　2、医学路向的错误
　　医学在近百年（甚至是二千年）来完全走上一条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防病治病的医疗卫生道路，这条医疗卫生路线虽然可以强有力的制服各种疾病，但其大方向的错误使得医学离健康的目标是越来越远。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公告说：现代化的医疗卫生给健康的贡献率只有8%！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医学和“医改”只是在为这8%而努力，那92%的贡献肯定是在医疗卫生之外了。因此，我认为：努力去帮助健康，建设健康和提升健康能力的“保健养生”才应该是我们的主要方向。
　　3、医保体制的荒谬
　　围绕着现代生物医学的诊疗思想所构建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它是以“疾病”为中心，以“寻找疾病”和“消灭疾病”为目的的“战时”医疗卫生体系，且是由医院、医生、医药、医疗器械和医疗保险等要素组成，其中：
　　医院是阻击“疾病”的战场；
　　医生是抗击“疾病”的战士；
　　医疗器械是“伐病”的武器；
　　医药是攻打“疾病”的弹药；
　　医疗就是一场抗击“疾病”的战争；
　　医保则是为这场“战争”提供资金保障。
　　如果一场战争有人不断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那这样的战争何乐而不为？！人类早已惊醒：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而我们在对待身体的这个世界时，为何就没有清醒呢？我们的医保不去保健康，而去保“抗病”之战争，这岂不谬哉？
　　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体制长期以来是以一种“斗争”或“干预”的思想理念和强势来解决身体内部矛盾（疾病与健康问题），这必然会加剧体内更多的矛盾（疾病）。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现今在这个防病治病的医疗卫生领域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是越来越多，制造的麻烦也是越来越多（包括：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以及医患矛盾等），陷入的困境则越来越深。为此，我们的“医改”必须首先跳出“与疾病无休止的抗争”这个陷阱，并应从大处着眼，要从战略的高度对现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目标方向进行反思，甚至是颠覆。
    三、极力主张：大医改、大医学、大健康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医疗（治病）卫生上进行改革，而应该放大医改的范围，即：应该重新考量中医保健养生、西医医疗卫生和上医医德厚生在医改中各自的地位和重要性，并着眼于“大医学模式、大医事管理（大部制）和大健康模式”的改革考虑。同时，通过大医改的不断实施，依次建立一套包括治病卫生、保健养生和医德厚生、环保健康、饮食健康、精神心智健康，以及优生优育和健康行为（即医、衣、食、住、行）等在内的“大健康”民生工程服务体系。
　　1、放眼“大医改”
    西医防病治病卫生独撑不了人类整个健康大业，因为医疗卫生旨在防病治病、保卫生命，这肯定不是获得健康的源泉和全部。保健养生和医德厚生才是保障健康的真正主体和基础。而我们现在的健康模式是用“医疗卫生”独撑整个健康大业，这显然是偏颇的。
    为此，我们的“医改”应该把“以与疾病作斗争为纲”的医疗卫生模式转移到“以健康建设为中心”的保健养生模式上来，并辅以上医修德（包括优育）厚生为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走出医改的困局，并有可能取得成功。
　　2、重建“大医学”
　　中、西医学不是两种不同的医学，而是整个大医学的两个不同的部分。西医、中医和上医，正好是左、中、右三种不同位次的医学，亦即：左倾医学、中立医学和右倾医学。其中西医就是防病治病保卫生命的“白衣战士”；中医就是建设健康养护生命的“蓝衣工士”。因此，中、西医学应该是走“组合”的模式，而不是“结合”的发展道路，它们与上医再加和起来就是一个大医学的概念。也如同一支球队的前锋、中锋和后卫，它们联合起来就可以组合成一支完整的球队。也就是说，中医、西医和上医（或神医）联合起来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大医学。
　　3、筑基“大健康”
    建立在现代生物医学科学基础上的“健康观”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健康完全寄望于“现代疾病医学”上，而应放在整个大医学上，即从生命医学、健康医学和疾病医学上全面考虑。也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善待疾病，积极地去保养建设健康，依靠并利用我们自身的健康能力或自愈能力去调和疾病，平抑疾病，为我们生命的演进创造更多的和谐环境。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放眼一种“大健康”的民生观，这种“大健康”民生观也就是不仅仅要建立一个由“西医卫生、中医养生和上医厚生”三位一体组成的大医学健康服务体系，而且要着眼于建立一个更全面而完善的大健康保障体系。即：应以健康测量评价为依据；以健康信息管理服务为枢纽；以医德厚生修行为前提；以保健养生为健康业的主体；以医疗卫生为最终防御保障；以健康保险为经济支撑；以环境、食品药品监督和检疫检验及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等为保护的、有机的、整体组合的、完善的大健康保障体系。此体系已不是现行单一的医疗卫生体系，而是包括医疗保健（卫生、养生、厚生）、生活保障（衣、食、住、行）和工作保护（法制公正、工作轻松、精神愉悦）等在内的“大健康”的民生工程或健康服务体系。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