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医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打一针”。其实，外科医生是治病的，麻醉医生是救命的。麻醉医生压力大、风险大、责任大，是手术台上的幕后英雄。我们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走近麻醉师”，跟踪采访北京、成都、西安等多家医院的麻醉医生，通过体验式报道，真实记录他们的工作状态，反映他们的心态和诉求，以期引起全社会对麻醉医师的关注和理解。
　　——编者

图为王芳。霍良红摄

　　北京儿童医院王芳

从早到晚忙不停

陶泽辉 余易安

　　8月5日上午8点30分，北京儿童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王芳开始了她的胸外科第一台手术。这是一台难度较大的手术。每间手术室内一般只配有1—2名麻醉医生，除轮流上洗手间、吃饭外，都必须参与当天的每一台手术。
　　她已经在小儿麻醉岗位上工作了19年，每年完成各专业小儿麻醉达1000多例，可她并没有展现出丝毫的轻松。
　　“隔壁多开设了一间手术室，今天或许能在晚上9点前下班。”王芳说，对于麻醉医生而言，能在次日凌晨前下班已是奢求。
　　整个上午，王芳都没有去过洗手间。注射、插管、监测、停药、拔管，一系列动作娴熟有序，待病人苏醒后，王芳还需要跟病人沟通，以确保病人没有麻醉并发症。12点43分，患儿手术麻醉处于相对平稳期，在助手的接替下，王芳用10分钟时间解决完午餐后，又重新走进手术室。
　　“许多人以为麻醉就是打一针的事。”王芳说，“事实上，合理麻醉难度很大，尤其是儿科麻醉，技术要求更高。因为孩子的各个器官发育还不完善，身体代偿功能不及成人，所以更容易出现麻醉意外。可以说，麻醉技术是给孩子做手术的重点，但也是令医生头疼的难点。”
　　“急救，急救！”16点26分，手术室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刚刚推出手术室的小张又被推了回来。小张是个12岁的男孩，刚做了电子耳蜗植入手术，孩子清醒后因为疼痛不敢大口喘气，所以发生了短暂缺氧，孩子的嘴唇已经有些发紫。
　　王芳迅速将氧气面罩戴在小张脸上，同时接上仪器以观测小张的生理指标，并不停地手动调节氧气供应量，不一会儿，小张慢慢睁开了双眼。
　　“孩子，大口喘气！”王芳知道，如果不能自主呼吸，单靠氧气罩，小张还是走不出手术室。
　　小张直直地望着王芳，患有先天性耳疾的他，听不清外界的声音。王芳马上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上“大口喘气”四字放在小张眼前，小张点了点头，终于大口大口地喘过气来。 看着小张面色逐渐转红，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王芳笑着说：“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救命，现在你们感受到麻醉医生的重要了吧？除了监测和维持患者生命体征，麻醉医生还肩负着危重症病人抢救的职责。”
　　19点16分，累了一天的王芳饿得有些胃痛，这是几乎每位麻醉师都有的“职业病”，再次掐着麻醉平稳期的时间点，在助手的帮助下，王芳终于有时间去吃一点儿东西。
　　为什么麻醉科医生这么累？主要还是病人多，手术量大，而麻醉医生又少。王芳无奈地说：“我们医院有23位麻醉师，可按照床位比，还缺至少10位。”
　　“每天上午8点进手术室，晚上9点离开手术室是常有的事。应对各种突发抢救事件和急症手术，值班时连续奋战一天一夜的事并不新鲜。我的家人说，你都长在医院了，家里从来见不着个人影……”借着晚餐时间，王芳道出了麻醉科医生的苦。
　　19点48分，王芳再次进入手术室，注射、插管、监测、停药、拔管，安慰患者…… 晚上9点多，当最后一名病人平安离开手术室，王芳也终于能享受一下半年来最早下班后的放松，这一天她辅助完成了17台手术的麻醉工作。
　　当晚，她本想回家与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玩一会儿，可一进家门，就直接瘫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陈涛

时刻盯着麻醉机

本报记者 王明峰

　　上午10点30分，记者来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手术室采访麻醉科医生。按照要求，换好绿色手术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消过毒的拖鞋，走进手术室。
　　一位老人躺在手术台上，右胳膊尺骨骨折，需要做内固定复位手术。麻醉医生陈涛带着住院医师窦司艳，先给老人做了局部麻醉，过一会儿手术医生敲打老人胳膊，老人还是有感觉。
　　医生们决定全麻。陈涛和窦司艳立即转向麻醉车，取出提前准备好的麻药，动作麻溜地兑好后，吸到粗细长短都不等的注射针管里，再通过微量注射泵加到注射液里。老人很快安详地睡着了。过了一会儿，陈涛给老人撤掉氧气面罩，插上喉罩。“麻醉后，患者不能自主呼吸，戴上这个喉罩，可以维持呼吸。”
　　陈涛2003年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至今已工作了12个年头。“当时上大学选专业，有点盲目性，但后来就热爱上了这个专业。”
　　手术医生开始紧张忙碌地做手术，陈涛也没闲着。他注视着麻醉机，屏幕上显示着血压、心率等各种数据。“机器能及时反映出手术中患者的生命体征状况。”他说。
　　窦司艳则在一旁的电脑前输入麻醉记录单。她告诉记者：“手术后，可以从这张表格里清楚地看到病人在手术过程中使用了什么麻药。”
　　一开始，老人一切生命体征都在允许值范围内。突然，心率从53下降到48。陈涛赶紧往注射液里加了阿托品。很快，老人心率回升了。“因为病人术中状况瞬息万变，我们要一刻不停地观察，对于这样的突发状况，要及时做出应对，绝不是打一针就完事。其实，说麻醉医生是手术室里的内科医生，一点儿也不为过。”陈涛说。
　　手术医生打开了老人手臂，露出了骨折的尺骨，要拍片子。“出去！”只听手术医生那边一声喊，手术室里的人“哗”一下就像风卷落叶般，都跑到走道里去了。陈涛告诉记者要拍片子了，有辐射，非相关人员要离开手术室。整个手术过程中，先后拍了3次片子，记者被要求出去了3次。
　　“早上8点开始手术，我7点半就到手术室开始做准备了。”陈涛说，下班时间则要看这间手术室里手术什么时候完成，过了夜里12点也是常有的事。
　　高强度的工作，长时间待在手术室里巨大的心理压力，麻醉废气、医疗射线照射等，都在侵蚀着麻醉医生的健康。
　　成都三医院实行高年资麻醉医生带低年资医生制度。由于人手短缺，全科室只有21名持证医生，麻醉科实行一名医生包一间手术室的做法。“我今天负责第四手术室，这一天就要站到底。”陈涛告诉记者。
　　11时48分，手术结束，陈涛把老人送到恢复室，交给那里的医生，结束了上午的工作。
　　美国麻醉医生收入很高，而中国却不是这样。陈涛笑着说，“从收入上看，麻醉医生不但不被理解，还不被重视。”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路志红

无影灯下守望者

本报记者 姜 峰

　　一个个“浅绿色”身影，屏息凝神。室外，自动感应门上的“手术中”三个红字，让走廊里的气氛更添凝重。
　　无影灯照射下，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路志红言语轻松，眼神却时刻未离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的各台仪器。
　　虽然是“80后”，路志红从事麻醉医生工作已有12年。一边笑着和躺在手术床上的患者聊天，一边将测量心率、血压、脉搏氧、脑电等各项指标的仪器与患者身体连通，建立所有监测，然后开始麻醉，用药物让患者镇静、镇痛，保持肌肉松弛。路志红熟练地进行着麻醉诱导期的操作。
　　随着药物注入，患者进入了深度睡眠。紧接着，无影灯亮起，子宫肿瘤切除手术开始，主刀外科医师和其他工作人员进入 “战斗状态”，而路志红和另一名麻醉科住院医师魏玉苹则站在一旁“提供后勤”。手术过程中，她们始终用药物维持麻醉深度，并维持患者体征平稳和内环境稳定。
　　不到一个小时，手术顺利完成。这时，进入麻醉苏醒期，患者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意识和肌力，路志红拔出患者的气管导管，并轻轻唤着患者的名字，观察其能否睁眼、咳嗽。一切正常后，患者则被送至恢复室，经过半小时观察后，再送回病房。
　　“一台手术的成功完成，离不开外科、麻醉医师的共同努力。”路志红略显疲惫地坐在手术台旁，“很多人认为麻醉是手术的辅助工作。其实，麻醉的意义并不止于字面含义，更是保证手术过程中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而且能够避免器官刺激。比如胆心反射，手术中，牵拉胆囊时会造成反射性心脏停跳，这时麻醉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西京医院住院一部手术室有12个手术间，配备了20多个麻醉医师，而路志红作为主治医师，每天平均需要处理20台左右的手术。“每台手术都有一位麻醉住院医师负责，而我需要在各个手术间‘轮转’。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必须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同时在场。”她给记者打了一个比喻：“就好比飞机，飞行过程很长但比较平稳，而起飞降落的短短一瞬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刻，飞行员此时高度紧张。”
　　时针指向11时15分。“中午还有两台手术等着，做完就下午1点多了。”这时，路志红才有时间给上幼儿园的儿子打个电话：“牙掉了不怕，你现在就要换牙呢，男子汉坚强点儿。”她鼓励完儿子，又赶忙扒了两口饭，就又起身赶回手术室。
　　“每天上午7点到岗开早会，安排今天的手术工作，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上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也不新鲜，周末有时也需要加班。”路志红边走边说。
　　西京医院有近100名麻醉医师，但工作强度仍然很大。总的来说，麻醉医师的数量还是远远不够的。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