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 黄开斌院长

    图为2016年1月30日，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黄开斌院长在《中国健康问题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结项会上介绍整个总结阐述。子 然/摄

    《中国健康问题与发展战略研究》整个总结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主要是从健康的发展方式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与健康发展模式之间的结构矛盾。本报告无论是从国民健康现状和问题根源，还是从健康政策规划和应用实践上似乎都剑指医疗卫生。医疗卫生到底怎么了？其实医疗卫生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错就错在了我们的医疗卫生僭越了我们的国民健康保障体系。
    医疗方式不是最佳的健康发展方式
    黄开斌说：“第一就是我们的医疗方式它不是最佳的健康发展方式，它是治病的方式，不是健康的最佳方式。医疗卫生不仅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仅仅防病治病对健康的贡献度只有8%，我们为了这8%，付出了90%以上的努力，把重心要放在医疗方式上，而且还存在很大危害性。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它对健康既在治病也在致病。医疗一直致力于做研究治病的药物和手术，实质是所有的药物和手术不是治愈疾病的，它只是控制疾病或者消除病灶。医疗卫生的危害性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它影响损害或者消耗健康的能量；第二个影响我们的生殖健康和种族的繁衍；第三消耗和吞食国民经济。传统中医则是反对用药物去治病的，它是着眼把人治好，因为人的本来状态就是应该有这个健康状态，他只要恢复他本来的健康状况就是治人。中医它是帮助调养身心扶植正气恢复人体的正常秩序及协助重新开启人的治愈能力，让自身的健康机制能力去治愈自身的疾病或者是调和或者是和谐共处。这就是一种医养强身方式，而不是一种医疗卫生方式。所以，真正的中医是旨在治理健康，而不是治疗疾病。”
    卫生事业应该上升恢复到国民健康事业上来
    黄开斌说：“第二个方面，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应该上升恢复到国民健康事业上来。我国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可问题是医疗卫生事业是不是就等同与是国民健康事业？为什么不直接叫国民健康事业？这个当然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建国之初我们制订这样一个宪法也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国民健康卫生条件很差，饥饿还有各种重大的传染病危机到人类的健康，所以用医疗卫生和现代医学强制的保护也是必要的。但是现在过了这么久，现实都发生很大变化，我们还在这样做，是不是值得我们考虑。所以，医疗卫生实践证明医疗卫生体系根本就保障不了，不是等同于国民健康事业，全世界都没有在这方面找到一个成功案例。大量事实也证明，健康长寿与医疗卫生没有关系。我们的经济和权利跟我们的健康长寿也没有太大关系，有钱就能健康长寿吗，没有这个必然关系，我们的世界首富最后也没保住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黄开斌说：“我们医疗卫生事业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初级卫生保健。这个初级就是基础，为什么国民经济发展使我们的健康下降，我们只要满足这个基础，基础过了以后我们可能要转变方式，当初级卫生保健满足了人们的基本健康需求以后，再需求的就不再是基础了，而是中级的养生强健，再高级的是后生延年的问题。所以，我国的宪法把医疗卫生确定为长期国策就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短期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还是坚持这样一个路线或者是国策可能就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发展国民健康事业上来。”
    国民经济建设应当服从于国民健康建设
    黄开斌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国民经济建设应当服从于国民健康建设，首先我们的一切生产和生活是为了国民的健康福祉包括经济建设，为此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及产品都应该以符合国民健康为第一原则。第二个，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把国民健康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是为了城市发展解决人们的生活便利，把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来，环境问题影响健康怎么办？然而，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国民健康的发展模式很不协调。”
    黄开斌说：“另外一个，有利于国民健康的正确观念和维护方式尚未形成，包括我们的健康教育是南辕北辙，我们的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的水平极不相称。所以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是对国民健康的建设和提高，而不光是停留在防病治病，这不仅仅是要转变国民经济的健康观念，还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认为国民的健康建设对国民经济建设可能更重要。所以，我们的国民建设经济建设应该服从于国民健康建设，我们所有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生活生产方式，实际上都是为了国民的健康福祉。”（子然根据课题结项会上汇报记录整理）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