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玛阿妈讲述家族三代人的出生故事

林敏 王菲 曲杰

图为现年61岁的卓玛阿妈

　　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女奴的地位很低。在家里生孩子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所以她们只能在牛羊圈里或是野外生产。孩子生下来后，用石头砸断脐带，再用羊毛线进行结扎。因此，婴儿患脐带风病的很多，死亡率很高。由于缺乏必要的护理，孕产妇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且听卓玛阿妈讲述她们家祖孙三代人的出生故事。
　　“母亲把我生在‘草垛房’”
　　“我于1956年出生在山南市错那县勒布沟基巴乡，是门巴族。我出生在‘乌拉差役’人家。‘乌拉差役’是旧西藏为农奴主背运物资、背送主人的差役。听我母亲讲，我的哥哥、妹妹都出生在去往错那宗支差的路上。我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出生在农奴主的‘草垛房’里。生下我后，母亲强忍着痛苦用一块带尖的石头把脐带弄断，用自己身上一块破旧的氆氇把我包裹起来。生下我还不到12个小时，她就已经‘正常’地给农奴主背运物资去错那宗了。”
　　西藏民主改革前，经济水平低下，群众没有科学观念，也没有具有科学和专业水平的接生医生，导致初生婴儿死于抽风者（破伤风）的比例占十之三四；孩子生下来后，不喂母乳，而是直接喂糌粑糊汤，以为这样可以给婴儿开胃。结果是，孩子的肠胃不但没有开，倒先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孩子生下来几个小时，或是过两到三天就被满身涂上酥油，放在太阳底下晒，认为这样孩子长大后就不怕太阳了。结果，孩子大多被晒坏，或得了肺炎。
　　据文献记载，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只有3所藏医机构，没有一张病床，西医、西药几乎空白，孕产妇死亡率高达5000／10万，婴儿死亡率达430‰。
　　1968年，12岁的卓玛第一次走出大山，成为山南军分区青训队的一名学员；1974年初，卓玛进工厂成为一名工人；同年，她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
　　“我的女儿是由赤脚医生接生的”
　　“我有两个小孩，一女一男，都是在家里生的。老大是个女孩，出生于1981年。当时老伴在乃东县结沙村附近找了一个赤脚医生来家里接生，她的主要行头也就是一个待产包，里边装着纱布、止血钳等接生必备的简单医疗用品。”卓玛老人回忆道。
　　西藏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的妇幼保健工作发展迅速，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孕产妇与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呈高速增长态势。不过，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在西藏历年的统计中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差距，这与西藏的妇幼卫生保健工作起点低、开始晚有关，也与西藏地广人稀、地区发展不平衡有关。
　　“我女儿在妇保医院生下了外孙”
　　讲到外孙的出生，卓玛老人高兴地说，“2009年2月，我女儿在山南妇幼保健医院产房里生下了我的外孙。女儿说，她选择在妇保医院分娩，是因为那里不仅拥有先进的急救设备、‘科学产房’、手术装备、治疗及检查设备，还因为那里有为孕妇开辟的快捷治疗渠道，制定完善的诊疗方案，并由专家与孕妇全程沟通、护士24小时追踪孕妇状况，提供用药、生活、饮食等各方面的指导。”这种细微的服务，让卓玛老人感受到西藏妇幼保健工作的发展现状。
　　现在，西藏婴幼儿诊疗软硬件条件不断改善，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两降一升”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统计数据显示，西藏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从2011年的154.51/10万和19.97‰，分别下降至2016年的109.2/10万和13.89‰；2016年，西藏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已提高到了92%。
　　卓玛阿妈一家三代人的出生故事，折射出步入新社会的西藏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着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
　　如今，西藏免费孕前优检项目已覆盖全区，农牧区孕产妇的住院费用百分之百报销的同时，还发放住院分娩补助，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1000元：对住院分娩的农牧区孕产妇及护送者（一名家属、一名村医）分别给予50元奖励；提前住院待产的，待产期间按每天30元给予生活补助。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