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 芳

张镜人（1923年～2009年）中医学家、首届国医大师。

　　虽然张镜人悬壶近70载，后来参与解放后上海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每个重要历史进程，被誉为“沪上中医第一人”、“上海现代中医业奠基人”，但晚年的他坦言，最初学中医是“赶鸭子上架”。
　　从明万历年间起，张氏医学便代代相传。因家族中有长子必继祖业的规矩，1923年，张镜人甫一出生便被寄予继承家族医学的厚望。他4岁入私塾发蒙，习诵传统经典，同时学习中医药入门《汤头歌》、《本草经》等一类篇目。到12岁，家中开始遍请名医，安排他半日习文、半日学医。每当姐姐、弟弟从洋学堂放学归来，那些欢声笑语的傍晚时光总让少年张镜人由衷羡慕。反观自己的私塾学习，枯燥而孤单。直到耄耋之年，张镜人还对此存有遗憾，但顶青灯、对黄纸的苦读，也让他早熟、稳重、勤奋，且富有责任感。这些品质对其日后从医至关重要。
　　张家医学重视临证，主张在临证中积累实践经验，深化理论认识。张镜人少年时即随父辈抄方，1941年起随父侍诊，4年后独立应诊。随着临床中屡起沉疴，他渐渐爱上了自己的专业，并在20岁时即成为沪上中医界小有名气的后起之秀。
　　新中国成立后，张镜人带头投身到新上海的公共医疗事业之中。1952年，上海市卫生局拟成立中医科，急需精通中医业务的专家，张镜人被认为是最佳人选。其时的张镜人可谓有家有业、有名有利，他能答应吗？没想到，张镜人痛快地答应走马上任。
　　“当年我岳父因急性咯血住院，我去谈完事为他诊治开方。没想到值班护士当即喊来医生，把我赶出病房，并当场撕了药方……”张镜人感慨地回忆起，旧中国中医的地位太屈辱了。如今国家振兴中医需要他，没什么可犹豫的。
　　张镜人毅然关闭私人诊所，放弃高薪收入，接受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署名委任，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成为沪上中医界加入公共医疗机构的第一人。其后，他又先后担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等职务多年，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呕心沥血。
　　即使担任公职，张镜人依然勤于临床，保证每周几个半天的出诊。他对急性感染性疾病、慢性胃炎、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风湿病等均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热病和脾胃病方面有深厚的造诣。
　　虽出身中医世家，张镜人却不自傲，一生虚心好学。“文革”期间，他被送到崇明干校劳动。当时他发现，一位叫土根的老农在带领大家干农活时总爱随手采集一些不知名的野草背回家。请教后得知，这些都是中草药，可治疗出血症、小便出血等。张镜人观察后发现果然如此。那几年，他遍访附近老农，搜集当地中草药单方，笔记足足写满了七八个大本。
　　张镜人常讲“医乃仁术 ”，做医生要“先仁后术”。据他的弟子回忆，张镜人从未在门诊时间稍事休息，哪怕是上一次厕所，就算连续门诊八九个小时也坚持着。他在诊疗时对待病人耐心细致，从不主动叫病人离座。他对每一张处方、每一味药物、每一个剂量都仔细揣摩。在他书写的病历中，不会见到上方（指上次开的方）加某药物的医嘱格式，每次处方都必定是一张完整的处方。他平等对待每一位病人。他的病人中有很多老干部，按当时政策需要照顾。为不给普通病人带来影响，他坚持提前一个小时上班，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先为老干部诊疗。
　　他用自己的行动教导学生，望闻问切，探病求源，更要注意悉心辨证，首先要把病人当亲人，才能认真诊治，切中病机。他的教学门诊，从病例选择、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每次都认真准备，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深受启发。学生提交的临证体会文章，他总是细致阅读，认真批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从头改到尾。“除了精湛的医术，老师的厚德仁心更为我们高山仰止。”弟子们这样回忆恩师张镜人。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