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田

　　他，35年如一日，走在田间地头，为8个自然村的1892位村民寻医问药。
　　他，患了癌症，但依然坚持为村民看病，并动员儿子、儿媳放弃城里的工作回村接班。
　　他，就是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苗馆镇隈泉庄村的乡村医生刘庆民。

　　村民说：“从来没听他说过有事过不来。”
　　隈泉庄村坐落于老寨山脚下，8个自然村分散在远近20几个山头。
　　从1979年开始，刘庆民便在这里当起了村医。不论狂风暴雨、黑夜静寂或是路途崎岖，他总是24小时随时出诊。8个自然村的495户人家，每户他都去过，至今骑坏了6辆自行车、7辆摩托车。
　　刘家坊村村民刘山奇已经记不清刘庆民第一次给他看病是什么时候，但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我心脏不好，每次不舒服了就给刘大夫打电话。多少年了，从来没听他说过有事过不来”。
　　今年2月5日，山村已被皑皑白雪覆盖。凌晨1点多，三合寨村69岁的老人侯玉刚突然头晕、喘不上来气，赶紧给刘庆民打电话。简单问明病情后，刘庆民穿上大衣，背上急诊包，就往3里外的三合寨村赶。雪太厚，不能骑摩托车，他只好疾步快走。虽然夜晚很冷，可他赶到时浑身都是汗。“这大冷的天，庆民要是不来，我这条老命可能就没了。”侯玉刚满是感激。
　　刘庆民常年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曾多次出现意外事故。尽管吃了很多苦头，但他说：“赶上救命的要紧事，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村支书说：“他就没想要通过看病挣钱。”
　　刘庆民多年来坚持先看病、后付费。从行医初始至今，他攒下患者拖欠医药费的条子有1880张，从几元钱到5000元不等，总费用达9万多元。
　　隈泉庄村党支部书记龚长彦介绍，30多年来，除了刘庆民，这里还陆续开过六七家卫生室，但时间最长的也只撑了4年。山里穷，看病后记账的患者太多，行医挣不了几个钱，都支撑不下去了。“老刘能坚持下来，是他就没想要通过看病挣钱。”
　　刘庆民的卫生所起初还能维持收支平衡，但后来欠账越积越多。到了1986年春天，他已经没钱进药了，妻子提醒他：“把病人欠的账要一下吧。”这一提不要紧，他急眼了，“你好意思张那口”。这是婚后他第一次朝妻子发火。妻子咬牙卖掉3只羊，拿出200元帮丈夫买了药。
　　病人说：“如今他得了癌症，欠的钱我得还。”
　　2010年5月，刘庆民因患膀胱癌需做手术。尽管他工作了30年，可当时家里只有4000元，还差七八千。没钱就没法做手术，他依旧没向患者要账，而是向亲戚朋友张口借钱。
　　许多欠账的村民得知刘庆民生病了，便主动登门还钱，刘家庄村村民刘宪秋就是其中一位。60多岁的刘宪秋患冠心病多年，无儿无女，和90多岁患皮肤癌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家庭贫困，欠下上千元的医药费。他听说刘庆民生了大病，就开始攒钱，“庆民对我有恩，如今他得了癌症，欠的钱我得还”。但他一个月仅攒下几十元钱，1元、5元……当他把20几元钱往刘庆民兜里塞时，刘庆民说啥也不要，“这钱我要是收了，心里就不踏实了”。
　　儿子说：“越来越感到卫生所的工作离不开人。”
　　刘庆民做了膀胱癌手术后不久，又继续走村入户为村民看病。虽然病愈，但是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并不是每个村民的招呼都能及时赶到。想到村里乡亲们的身体健康，他便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儿子和儿媳回村继承父业。
　　刘庆民的儿子刘壮壮、儿媳席丽华都从曲阜中医药学校毕业。毕业后，儿子在曲阜中医院工作，儿媳也留在城里发展。2013年2月，刘庆民把两个孩子叫到身边，想让他俩共同接手卫生所的工作。起初儿子坚决反对，但最终硬是被刘庆民拉回村里干活。
　　如今，儿子在卫生所里当村医，儿媳当护士。儿子回忆：“当初我不愿放弃城里的工作机会回村接班，但考虑到父亲做了手术需要人照顾，就勉强答应了。但在卫生所工作一年多后，我越来越感到卫生所的工作离不开人，我已经开始考虑扎根下来。”儿媳说：“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暑假、寒假就会过来帮忙，以后就长期在这里了。”
　　儿子和儿媳跟随刘庆民出诊一年多来，基本业务已经熟练。但刘庆民说：“他们还有些浮躁，还没有真正沉下心来。”他对儿子、儿媳的要求很高。

　　编  后
　　青黄不接，是近几年来乡村医生队伍的现状。身份得不到肯定、收入微薄、业务能力得不到提升、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农村，使得村医的接班人越来越少。
　　过去，子承、师承是村医队伍补充的重要途径。而今，面对身份、待遇、养老等种种尴尬境遇，很多父辈村医已经不愿意再让孩子干这一行。
　　刘庆民作为普通村医中的一员，不仅自己坚持在基层行医30多年，患癌后更是将儿子和儿媳唤回当村医，他和他儿子、儿媳的行为着实让人感动。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这只是个例，要想招来更多的村医，依靠亲情攻势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寄希望于有更多“刘庆民”的同时，更期待相关部门尽早完善政策，给村医们一颗“定心丸”，吸引更多的新生力量加入村医队伍。

（责任编辑：秋彤）